优秀的物质文化,往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在一地产生、发展后,会像春天的青藤那样将柔嫩的茎蔓伸向各方,于是,时间、空间带给它一片生机。北宋晚期,浙江宁绍地区曾名噪一时、影响中外的越窑衰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越窑优秀制瓷技术的消亡,而是它迁往他处的转捩点,浙江南部山区的龙泉成为这种传统工艺的主要传播地,从某种意义上说,越窑的终点,便是龙泉窑的起点。不过,事物的演变常带有偶然性和戏剧性,龙泉窑的青瓷生产就是如此。尽管越窑的烧造技术一直在龙泉窑中延续,然龙泉窑为世人所称道的,并不是传统的透明釉青瓷,却是其熔南北制瓷工艺于一炉而烧成的乳浊釉青瓷。
  粉青与梅子青釉
  因“靖康之难”而迁徙到江南青山绿水间的北方窑工,不仅揭开了南宋官窑青瓷生产的序幕,也给浙南山区烧制类越透明釉青瓷的龙泉窑注入了蓬勃的生机。浙江新昌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纪年墓出土的龙泉窑青瓷碗,釉呈乳浊状,这说明,南宋早期龙泉窑已掌握了乳浊釉的配制、焙烧技术。到南宋中期,龙泉大窑等地的窑场开始改弦易辙,成批生产重复施釉的白胎青瓷。浙江丽水下仓村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纪年墓出土的6件龙泉窑厚釉青瓷,即为力证。化学分析结果表明,龙泉窑青瓷的透明薄釉与厚釉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釉,前者为石灰釉,后者为石灰碱釉。石灰釉的主要助熔剂为氧化钙(CaO),含量为13%-16%,这种釉在高温熔融状态下,黏度小而容易流动,故釉层只能施得较薄,否则会出现流釉现象。石灰碱釉的助熔剂中虽然仍有相当多的氧化钙,但比例已降至8%-11%,而氧化钾(K2O)、氧化钠(Na2O)等碱性金属氧化物的含量则大幅度上升,因而使釉的高温黏度变大而不易流动,这就是石灰碱釉可以施得很厚的原因所在。重要的是,石灰碱釉在1230℃左右的窑温中烧成时,釉的玻化程度较低,釉中分布着许多未熔石英颗粒、针状钙长石晶体和硅灰石析晶群以及因釉的黏度较高而未能逸出的气泡,使釉层变得乳浊而不透明,具有碧玉的质感。
  南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一书中将龙泉出产的厚釉瓷器的颜色称作“粉青”。在今人眼里,“粉青”是指龙泉窑乳浊釉青瓷的一种接近淡天青的釉色,其他颜色的乳浊釉均被列在“粉青”的概念之外而分别冠以不同的名称。但是,出现于南宋中期的“粉青”之名与此前流行的“秘色”之名一样,是一个特征清晰而界限模糊的宽泛概念。“粉”所形容的是釉的乳浊不透明特征,“青”则是釉所呈现的各种青色的统称。龙泉窑是用龙窑焙烧“粉青”瓷器的,由于窑内各部位温度和焙烧气氛的差异,同窑产品的釉色必然千差万别。这既取决于釉内含铁量的多寡和氧化铁(Fe2O3)被还原为氧化亚铁(FeO)的比例,又受到残留石英、钙长石针晶、硅灰石和气泡的大小、密度、形态的制约,同时也与釉的厚度及重复上釉所形成的釉层之间的交接面有关。当光线射向釉层时,不同状态的釉对光的散射率、吸收率和反射率亦不一样,于是出现了由浅到深、由冷到暖的无数色调,很多釉色是“亦此亦彼”的。对龙泉窑乳浊釉瓷器的不同色调的青色,南宋人用“粉青”二字统称之,简洁而贴切,真算得上高明。而南宋龙泉窑白胎厚釉瓷的青绿色调则被后人称作“梅子青”。
  科学测试结果表明,“梅子青”与狭义“粉青”两种釉的化学成分相同,釉中氧化铁的含量均为1%左右。所不同的是,“梅子青”釉在强还原焰中烧成,釉中的铁离子被充分还原,“粉青”釉在中等强度的还原焰中烧成,釉中铁离子的还原率相对较低;“梅子青”釉的烧成温度比“粉青”釉高50℃左右,也就是说,“粉青”釉的烧成温度处于正烧温度范围的下限,“梅子青”釉的烧成温度接近正烧温度范围的上限,较高的烧成温度不但使釉中的气泡逸出,而且使部分晶体回熔,故“梅子青”釉显得较为莹澈透明。然而,有两点必须认清:(1)由于窑内温度、焙烧气氛及釉中氧化铁含量的差异,导致在龙泉窑窑址的瓷片和传世的南宋龙泉窑青瓷中,时可见到半乳浊或乳浊的“梅子青”釉。(2)“梅子青”之名并非南宋时就有,而是晚至清代才出现的。元代龙泉窑产品中梅子青釉的比例大幅度上升,粉青釉则渐渐萎谢。比梅子青更偏绿者,被称作“翠青”。翠青釉瓷器是元代晚期至明代龙泉窑青瓷的主流。《格古要论》云:“古龙泉窑,古青器,土脉细且薄,翠青色者贵,粉青色者低。” 这里提到的“粉青色”,是相对于“翠青色”的狭义的颜色概念,指的是淡天青色。粉青釉、梅子青釉和翠青釉的此消彼长及价值的倒转,不是釉的配制和焙烧技术的衰退,而是制釉技术与社会需求相适应而推陈出新的结果,它所折射出的是南宋至明代世人审美观不断变易的轨迹。
  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在叙述龙泉青瓷时说:“……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浙江绍兴宋六陵废墟出土的南宋龙泉窑白胎厚釉青瓷残片说明,特殊的审美价值曾使这类做工考究、烧制不易的窑业制品扮演过宫廷用瓷的角色。元明时期,龙泉窑的上等白胎乳浊釉青瓷,仍受到统治者的青睐。需要说明的是,龙泉大窑南宋至明代承烧御用白胎乳浊釉青瓷的窑场,属于州府一级的官窑,因而除了宫廷用瓷外,大量同窑烧造的青瓷则以商品的形式进入了海内外贵族和百姓的生活。
  龙泉官窑与乌泥窑
  经多年研究,我认为南宋官窑的发展序列是:余姚官窑→内窑→续窑→郊坛下官窑,这已得到窑址的出土物和热释光测定结果的证实。南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第十卷在述及青瓷时说:“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此卷写于开禧元年(1205年),因此,这条记载的时间概念十分清晰——“今”是指开始编写此书前后的一段时间;“近”即开禧元年前后很短的一个时期。“临安”指代朝廷,“自烧之”的窑便为郊坛下官窑,而越州生产“艾色”瓷器的窑,就是绍兴元年(1131年)四月之前设立的余姚官窑。值得注意的是,《云麓漫钞》的记载显示出续窑与郊坛下官窑之间的历史不是直接相连的。古代制瓷全凭经验,窑工是技术的载体,技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而延续其生命,传递终止也就意味着技术的消失。因续窑与郊坛下官窑之间的间隔时间不长,故同一批窑工便可保持技术的连续性。那么,续窑停烧后,窑工去了何方?从考古资料看,南宋龙泉烧制黑胎乳浊釉青瓷的窑场,当为续窑制瓷工艺的延续地。
  南宋龙泉窑的中心产地在大窑,此地出产的优质瓷器曾被朝廷纳用,所以大窑烧造宫廷用瓷的窑场属于广义的龙泉官窑。然而,清人所谓的“龙泉官窑”,主要是指龙泉生产黑胎乳浊釉青瓷的窑口。在大窑的窑址中黑胎瓷所占的比例极小,而这类瓷器却是龙泉溪口南宋窑场的主要制品。溪口南宋窑场有四点值得重视:(1)黑胎瓷的制作相当精致,虽不及内窑,然总体上却不逊于续窑,有不少器物可与郊坛下官窑的同类制品媲美,这表明它的制作工艺与南宋都城一带的官窑相同。(2)人们经对比研究,认为此窑的黑胎瓷是“仿官”的,即仿郊坛下官窑的产品,这说明两窑的黑胎瓷的年代相近。(3)该窑出产的黑胎瓷不见于平民墓葬和居住遗址,可见它不属于市肆行销的商品瓷。(4)龙泉大窑为龙泉窑的中心产地,那里的窑工所掌握的优秀制瓷技术,完全可以满足地方官府向朝廷进贡各类青瓷的需求,根本没有必要再到远离大窑的溪口另设生产贡瓷的窑场,这反过来说明,南宋溪口窑场的生产性质与大窑窑场不同,而与续窑一样,其产品当主要供统治者使用。因龙泉溪口的南宋窑场为远离都城的州府一级的官窑,故在由朝廷掌控的郊坛下官窑设立后,该窑的窑火会因地方官府的各种需要而继续燃烧。应该看到,南宋人所称的“余姚窑”“内窑”“续窑”“青器窑”(郊坛下官窑),均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而“乌泥窑”则尚未被认知。南宋的《坦斋笔衡》、《负暄杂录》在谈到北宋官窑时说:“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这表明北宋晚期龙泉窑已进入统治者的视阈,但在叙说南宋官窑时却不再提“龙泉县窑”。按理说,南宋时龙泉窑的制瓷水平,足可与都城一带的官窑比肩,其产品也被统治者纳用,二书不应漏载,所以,我认为《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提及的“乌泥窑”,当为龙泉溪口烧制黑胎乳浊釉青瓷的窑场,南宋人用主要产品的胎色给窑场定名,是为了使该窑在窑名上有别于遐迩闻名的“龙泉县窑”或龙泉窑。至于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关于“乌泥窑”位于建宁府建安(今福建建瓯)的说法,显然属于臆测,因为乌泥窑虽以产品的黑胎得名,但建瓯附近的建窑在宋代所烧的黑胎瓷,表面施黑釉,南宋人是绝不会将它跟烧造御用青瓷的内窑及郊坛下的“新窑”相提并论的,所以,只有龙泉溪口窑场、“余姚窑”、续窑生产的乳浊釉青瓷与内窑、“新窑”青瓷才具有可比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龙泉小梅发现南宋烧制黑胎瓷的窑址后,人们即把它与溪口的南宋窑址联系在一起,认为是南宋最早的官窑,支撑这一未加深入研究而匆匆得出之结论的,竟是未加修正的热释光测定值。事实上,这一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首先,这处窑址的产品和溪口窑址一样,不具备南宋早期余姚官窑和内窑青瓷那样的造型特征,却与1205年前后设立的郊坛下官窑的器物及大窑窑址南宋中期以后的制品有颇多相似之处。其次,南宋早期朝廷所需的陶瓷器主要取给于余姚官窑、平江官窑和内窑,这不仅有《中兴礼书》、《坦斋笔衡》、《负暄杂录》等南宋文献的记载可考,而且有工艺学、类型学和经修正的热释光测定值为依据。再次,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转载《龙泉县志》有关龙泉窑业的内容云:“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又作“琉田”,即今龙泉大窑,考古调查结果和窑址发掘资料证明,大窑确实是龙泉窑的中心产地和优秀制瓷技术辐射性传播的源泉。不难看出,小梅窑场是南宋大窑窑业向周边拓展的产物,它与远离大窑、独具特色的溪口南宋窑场不同。小梅窑址出土的厚釉残瓷,胎色普遍较深,此乃就地取用含铁量较高的瓷土所致,而不是有意选用紫金土的结果;许多器物釉的透明感很强,这是窑温掌握不好的表现。显然,该窑瓷器的总体质量远逊于大窑窑场的同期产品。必须指出,浙江古代青瓷的热释光测定值存在一定的正偏差率,例如:越窑“太平戊寅”款青瓷碗残片的热释光测定值所对应的公元年份为916年,“太平戊寅”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它所对应的公元年份为978年,热释光测定年代偏早62年,正偏差率为5.69%;余姚官窑南宋早期青瓷标本热释光测定值的正偏差率为12.69%;龙泉窑南宋中晚期青瓷鼎残片热释光测定值的正偏差率为13.22%;龙泉窑元代青瓷洗残片热释光测定值的正偏差率为15.23%。若以龙泉窑南宋青瓷鼎热释光测定值的正偏差率对小梅南宋窑址出土的3个青瓷标本的热释光测定平均值进行修正,所得的公元年份为1253年,由此可知,小梅窑址的年代不早于南宋中期。辨明这个问题,不惟对认识龙泉官窑,而且对理清南宋官窑的发展脉络,均具有重要意义。



此文由浙江博物馆副馆长李刚 撰写